“因为背调结果显示‘黄灯’，我们无法进行下一步了。”不久前，应聘某食品公司的罗女士，突然接到该公司HR发来的这则不予录用通知。经过反复沟通，罗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调公司标为“黄灯”的原因——“有过诉讼记录”“曾经是被告”，罗女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入职背景调查正从行业、职级、岗位等方面深度渗入职场生态，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招聘流程中的重要一环。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开展背景调查，本身并无不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相关情况的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但是，入职背景调查初衷主要是核实求职者提供的学历、工作经历、职业资格等与岗位直接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以实现人才与岗位的高度匹配，帮助企业降低用人风险。求职者只是因为“有过诉讼记录”“曾经是被告”，就被背调公司“亮黄灯”，遭到用人单位不予录用。这样的入职背景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泛化滥用，已然背离了入职背景调查的初衷。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不在少数，甚至有求职者曾被骗取钱财而发起维权诉讼也被背调公司“亮黄灯”遭到拒绝录用。 　　道理非常简单，诉讼记录本身不是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的正当理由，更不是人生污点。因为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是解决纠纷的司法途径，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求职者如果因为行使诉讼权利而被背调公司“亮黄灯”，遭到用人单位拒绝录用，这等于变相剥夺了求职者维护权益的法律救济途径，客观上会使得大众在就业与维权之间二选一，陷入进退两难困境。 　　事实上，入职背景调查不是一张可以无限延伸边界的表格，必须守住法律边界与公德边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理开展，调查的程序、渠道、范围要合法合规，并且遵循私权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视原则。遏制入职背景调查泛化滥用，人社部门、司法机关应当结合当下入职背景调查实际情况和典型案例，将入职背景调查纳入具体法律规范之中，明确授权机制、确立信息保护标准、制定违规处罚规则、建立求职者救济通道等，不得对求职者的性格、人际关系等主观性评价进行调查，让入职背景调查回归聚焦核实如求职者的身份信息、教育背景、奖惩犯罪记录、信用记录、工作起止时间、担任职务、管辖人数及工作内容、工作业绩等事实性问题。(何勇) [ 责编：孙满桃 ]

　　消费者荆某在名为“辽宁某高校万能墙(表白墙)”的微信发帖吐槽大连一家烤肉店菜品质量差，吃一次便引发急性肠胃炎。烤肉店老板将荆某起诉到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8月4日，法院判决荆某侵权并赔偿烤肉店经济损失5000元。 　　烤肉店一方认为，荆某提供的诊断书是在烤肉店吃饭三天之后，不能证明是在烤肉店内吃坏的肚子。如果荆某认为自己是在该烤肉店消费后发生呕吐、腹泻，完全可以向烤肉店反映或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而不应当在学校表白墙上发表不实言论，影响了烤肉店的信誉，导致烤肉店经营惨淡。 　　法院支持了烤肉店的诉求，原因就在于荆某发布的内容失实，对烤肉店的声誉造成了实际影响。而荆某在烤肉店吃饭三天之后引发急性肠胃炎，难以证明是在烤肉店内吃坏了肚子。荆某的维权方式显然不妥。 　　这起案件给所有消费者都上了一课。“差评自由”有边界，不能逾界，行使监督权、批评权时，要掌握好分寸，避免恶意差评让自己有理变没理，影响了正常维权。 　　在网络平台上，类似消费者“过度维权”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时言辞过激，损害了商家的名誉等相关权益，还可能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有的还涉嫌敲诈勒索，或扰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对消费者来说，进行消费评价，也不能“想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而是应进行客观评价，避免评价涉嫌侮辱或诽谤，或通过恶意差评获利。 　　消费者要正确维权、依法维权，维权也要行之有方。比如荆某如果觉得烤肉店菜品质量差，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等正当渠道投诉，还要掌握相关证据，这样的维权才会更加高效、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也要如实描述，不要发表过激或失实言论，如此才能避免自己陷入维权不成变侵权的困境。 　　网络平台对于各种消费者维权帖子、维权视频等也要加强管理，既要畅通网友的维权渠道，也要谨防“恶意差评”。对于一些虽打着维权旗号但明显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则要通过提醒、删除等方式进行处理。此外，平台还要进一步完善优化服务评价体系，引导消费者如实评价、理性发声。 　　相关部门也要积极行动起来，重视网络维权现象，要听得进民声，善用网络维权等手段加强消费市场治理；同时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对侵犯他人权益的不法行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要依法惩治。这样才能避免网络成为法外之地，促进消费市场成熟、有序。（戴先任） [ 责编：孙满桃 ]

　　近日，《新京报》刊发报道，聚焦某些公司对未成年主播的“围猎”。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十四五岁的农村女孩，被MCN机构以“高保底”“做网红”的承诺诱入其中。她们换上与年龄不符的装扮，日复一日对着摄像头讨好观众、求取打赏。当她们萌生退意时，就会发现自己早已被“卖身契”般的合同锁住。 　　近年来，直播行业高度繁荣，带动了互联网产业的新一轮发展。然而，一些看起来笑脸迎人的主播，却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人。报道中，有MCN公司明知女孩未成年，仍以成人身份信息为其完成实名认证，规避平台管制；有运营人员公然教唆未成年人使用低俗话术，放任“榜一大哥”对女孩进行骚扰；某些公司还会以霸王条款套牢未成年人，企图以高额违约金牟利。 　　根据相关报道所揭示的信息，这条灰色利益链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平台层层下压的流水、活跃度、拉新量等任务指标，传导至中小MCN公司，后者为完成指标获取收益，不断突破经营底线，最终将魔爪伸向最脆弱的群体。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设有明确限制。此前，亦有地方法院在案件判决中，认定明知对方未成年仍签约的公司应承担后果。不过，司法救济往往滞后于现实损害，未成年人还需要能防患于未然的制度屏障。 　　为此，监管部门要堵住身份冒用、代签名等漏洞，对违规机构建立惩戒和市场禁入机制，让违法成本远高于收益。平台也不能只在违规后封号，更应在实名审核、技术风控和日常监测上做足功课，形成与监管部门的联动。 　　同时，行业生态的考核导向也应调整。当平台以流水、活跃度为单一标准，部分中小公司难免会不择手段地“卷量”。只有调整这种激励机制，减少对“低质流量”的依赖，行业才不会为追逐业绩一再拉低底线。 　　当然，对于辍学未成年人，社会还应帮助其解决现实问题、重返校园，让他们找到比盲目签约直播更安全、更稳妥的出路。 　　行业环境越是健康有序，越有利于行业蓬勃发展。保护未成年人免遭“围猎”，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共识。对此，监管部门要敢于亮剑，平台要承担责任，家庭和学校要切实尽责，媒体和公众监督要持续跟进，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固而又温暖的安全屏障。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8月28日 02版 [ 责编：孙满桃 ]

　　据上游新闻报道，继北京大学未名湖湖水被售卖引发关注后，近日，清华大学食堂餐具成为网络焦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卖家公开以88元的价格售卖“清华紫荆色饭碗+绿色餐勺”组合，引发热议。 　　对此，清华大学食堂工作人员表示，食堂明文规定餐具不能带出食堂，“将餐具带离后又挂网售卖的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目前，食堂已将该情况反馈至上级领导及保卫处，后续将跟进处理。目前，相关商品已被下架。 　　名校的湖水、河水不让卖，现在又改卖名校食堂的餐具了？事实上，相比之下，后者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食堂餐具属于学校集体资产，供师生日常使用，并非个人可随意处置的私物。无论卖方是否真是校内学生，将餐具带出食堂并公开售卖，实质上已构成对公共资源的不当占有。这不仅违背了校园管理规定，也触及了道德和法治的底线。有网友直言，这不就是“小偷”吗？ 　　如果涉事商品是批量生产的仿制品，问题同样不可小觑。一来，卖家涉嫌虚假宣传，公然欺骗消费者；二来，生产、销售此类仿制品涉嫌侵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显然，一个饭碗加一把餐勺标价88元且有人愿意购买，根本原因在于其来自清华大学。卖家所谓的“用它吃饭感觉不一样”，买家潜在的“沾沾名校气息”的心理，暴露了一种符号崇拜与情感消费的混合心态。 　　从“北大未名湖湖水”“清华校河河水”，再到如今的“清华饭碗”，这类交易本质上是在贩卖一种符号价值，购买者追求的并非物品的使用功能，而是其背后的名校光环。如此消费名校符号，不仅是对校园秩序的破坏，更是对大学精神的误读和矮化。 　　若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并让“肇事者”付出代价，可能会加剧高校符号被不断工具化、消费化的趋势。一所高校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学术精神、人文传统与社会贡献，而不在于一只碗、一勺水所能带来的符号消费。 　　要刹住这股歪风，除校方强化管理外，压实平台责任尤为关键，作为把关者，平台有责任对明显存在问题的商品进行审核与管理。直到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相关商品才被下架，这种“不举报不处理”的被动模式，反映了平台在日常监管中的缺位。 　　说到底，我们尊敬一所学校，应当源于对其精神与贡献的认同，而非迷恋其周边的器物甚至是一瓶湖水、一只餐盘。只有当所有人共同维护这份理性与尊重，才能杜绝此类荒诞交易的再次发生，也让高校文化回归其应有的庄重与深度。 　　总之，“清华饭碗”被公开出售，该较真就得较真，而不能仅仅当闹剧对待。(陈广江) [ 责编：孙满桃 ]

　　近日，据媒体报道，有诈骗分子混入助学贷款QQ群，导致两名困难准大一新生被骗3500元。对本就需要申请贷款的家庭而言，这无疑是笔无妄的经济损失。 　　报道中，诈骗分子冒充学生进群，将昵称和头像换成与群管理员一致，以诈骗话术骗取学生信任。现实中，类似骗局并不鲜见。预防此类诈骗，各地教育部门、高校和家长要共同努力，压实责任，紧盯各类新生沟通群，并仔细甄别相关群聊、账号是否为官方搭建。对发布不实信息的群聊，应及时解散处置，提醒学生通过多渠道交叉核实政策类和通知类等信息。 　　增强新生反诈意识，不妨从诈骗的高频“套路”入手。相比高年级的大学生，“萌新”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又缺乏足够安全感，对大学校园、生活、师生的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这给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或冒充身份、捏造消息，或混淆概念、浑水摸鱼，或花言巧语、以利相诱，等等。大学要归纳盘点，形成“防诈骗清单”，融入具体生动的现实案例，通过新生紧密关注的官方信息渠道提早推送。要面向新生打好“预防针”，把诈骗剧本的“弯弯绕”亮明白、讲清楚。 　　反诈能力的提高，体现为个人的心智更加成熟、对社会认知更加全面。高校要把握入学前后的各种时机，加深新生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补齐对诈骗骗术的认知短板，让学生能够穿越骗局迷雾。比如“新生第一课”，院系组织的辅导员、学长学姐与新生沟通见面会以及新学期通识课程等，都可有机开展反诈教育，不仅详解诈骗的类型、形式，还可融入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观点，让学生视野得以拓宽。 　　当前，诈骗与反诈，就像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攻防对抗。不仅诈骗技术更加智能、手法不断迭代，诈骗内容也越来越趋向“私人订制”，其伪装更加“精准”。在实际生活中，新生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尽量避免隐私泄露而遭遇诈骗。同时，大学的反诈宣传也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融媒体时代，反诈宣传教育要注重分层传播、互动传播，让内容“动”起来、“活”起来，使学生正视风险、做好防护。 　　反诈行动要不断净化社会环境，打击诈骗分子嚣张气焰。从事后弥补角度而言，新生的反诈意识，还表现为及早识别骗局、抽身止损和妥善留存证据。面对精心设计、步步为营的骗局，短时间内受害者可能不知所措，疏于留存证据，这给事后维权带来一定难度。大学要面向新生解读司法实践案例，使学生在支付犹豫时及时拨打求助电话，意识到被骗后立刻报警、固定证据，比如留存与骗子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凭证等，尽量减少个人损失。 　　（作者：白毅鹏，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 [ 责编：孙满桃 ]

谢飞 王垚（后文简称“王”）：咱们还是从您最近几年的一些工作开始聊吧。您整理编校完成了您父亲的《谢觉哉日记》，之前选编的《谢觉哉家书》出版了增订本，在高教社出版了《电影导演创作》教材，另外还出版了您学生时代的观影笔记，以及学术文章自选集。［1］您最近集中整理这些历史档案，有没有带来对家庭和对自己的新认识？ 王：您是哪年退休的？ 王：他们知道您是谢飞导演吗？ 王：我看您微博还开了个网店卖书，那个店只卖这本书。 我最近开始做的一件事是催着学校趁75周年校庆建一个电影教育博物馆，后来学校说没法设新机构，这就又做成校史馆资料库。我去学校和图书馆、计算中心等部门都开了好几次会了。我的想法是，需要把各系存的各种教学资料，还有片子等等，数字化以后先在校内网络上开放，然后再向社会开放。现在是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马上要来的是AI时代，我们总结过去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准备把我个人的、学院的，以及第四代导演的，甚至中国电影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都逐步整理出来。   部分谢飞电影及其评分 王：您现在还读纸质书吗？还是看电子书？ 王：您都听什么书啊？我看您在豆瓣上写，听了沈志华老师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王：您选小说听，主要还是追茅盾文学奖吗？ 王：我也很想跟您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您在最近几年的一些采访里面，还有豆瓣发的一些文章里面一直在强调要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8］尤其是您也在文章里提到了张骏祥当年讲的“电影的文学性”问题。我2022年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史料［9］，结果我才发现张骏祥谈“电影的文学性”［10］其实非常直接和细节地去回应张暖忻“电影语言现代化”［11］问题，比如咱们导演系特别喜欢的《舞会上的小提琴》（Les violons du bal，导演：Michel Drach，1974），张暖忻那篇文章是当正面例子讲的，但是张骏祥对这部片评价就不太高。我引用一下齐伟老师的观点，他说张骏祥谈的“文学性”，其实是“思想性”。［12］那您以及其他第四代导演，当年一直在提倡电影语言现代化，讨论电影的本体论问题，反对电影“综合艺术论”，强调电影就是电影，电影要电影化。但是过了40年，您又回去谈“电影的文学价值”，那您现在讲的“文学价值”跟1980年代张骏祥讲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您用“文学价值”这个词想说的是什么？ 张骏祥讲话那次应该是在1980年3月或者4月，在新桥饭店开了个导演创作会，看完片子进行讨论。他很明确的观点就是电影语言没有现代化和过去化，因为电影连100年的历史都不到，所以说“电影语言现代化”这个命题是不科学的。他觉得当时第四代的这些作品内容不结实，所谓“文学性”，今天讲无非也就是情节、人物这些基本要素。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他们很是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就有了北海读书会。北海读书会就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吃了个饭，说老同志们老是聚会吃饭，咱们也得聚。 王：这个“老同志们”都是谁？ 王：所以“北海读书会”的动机就是，老导演们吃饭不叫您这些四代导演？ 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没拍第一部戏，所以吃饭时候我们就说要“发愤立志”“勇攀世界电影高峰”，就写了那几句话。［13］当时我们说好了，以后大家谁要有权力拍戏了，剧本方面大家一定要不讲情面地提意见，让他改好，但等到片子送到北京，大家都要去捧场，要写文章夸。我印象中后来是于本正拍了《等到满山红叶时》（1980，导演：汤化达、于本正），我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夸他。 王：我都不知道您还写过这篇影评，发表在哪儿了？当时编文集应该给您收进去。 王：您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苦恼人的笑》这类特别重视形式的片子会不会发生评价的变化？ 王：那么《广岛之恋》这种对四代导演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片子呢？ 王垚（后文简称“王”）：您现在看这些视听作品是怎么样分配时间的？电影您基本上都是在您的85寸大彩电上看的吧？有多少是去电影院看的？有没有拿移动设备，比如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看的？其他的比如电视剧、综艺节目之类会看吗？您看不看短剧？ 我去电影节的时候会在电影院看几部片子。现在正在上映的特别火的《还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2023，导演：Paola Cortellesi），我在平遥电影节看的。去年12月在三亚待了10天，后来有几天住在红树林酒店，就到那个电影院看了《好东西》（导演：邵艺辉，2024）和《破·地狱》（导演：陈茂贤，2024），大银幕效果很好，但是观众也就两三个人，所以跟我在家看其实也没什么区别。现在我很少看国产片，因为现在国产片都是以娱乐为主嘛，我也没觉得有特别的欣赏价值。我自己偏好看的是历史片，还有一些小国家的片子。电影节得奖的片子我也会找来看，不过都会晚差不多一年才能看到。奥斯卡颁奖之前我找片子来看，我最想看的就是外语片提名那几部嘛，结果一搜《我仍在此》（Ainda estou aqui，2024，导演：Walter…

邵栋 在社交网络时代，朋友圈动态，微博、小红书、抖音点赞，外卖订单，快递信息……这些可能早已泄露你的个人信息，由此引发了种种网络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安全感从何而来？我们是不是正处于另一个“楚门的世界”？青年作家邵栋在新作《不上锁的人》中从现实出发，以香港为故事背景，记录下当代青年生活实录。 记者：第一篇《不上锁的人》里有句话：人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失眠。你平时会失眠吗？ 我后来听到一个理论，就是人的大脑和身体不平衡会导致失眠，大脑太兴奋，而身体因为在椅子上坐了一天完全没被激活，所以会睡不着。这些年我增加了跑步和健身的强度和频率，再加上尽量早睡，失眠的情况确实好很多。另外，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不怕孤独的，但如今回想，我失眠比较多的情况常常是单独生活的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甚至知道家人就在不远处的客厅玩手机、看电视。这件事情会让平时容易有紧张感的我，感到安心。 记者：布克奖得主萨曼莎·哈维饱受失眠困扰，但也是失眠的时候，她的思绪充分被打开，写下了《睡不着的那一年》并且启发了她之后的写作，那你觉得失眠对写作会有特别的帮助吗？ 那些和文学有关的妄想，需要实现，还是要靠一定的阅读和练习，不能光发白日梦。但是不是真没有一定帮助？也不是。失眠的时候，我还是想出来一些非常漂亮又耸动的小说名，虽然不知道要写什么，但听起来就很厉害，比如《笑死》《momo》等等。感觉如果都能写出来，我能写到2047年。此外，《不上锁的人》以及《面试》这两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失眠以及怎么和失眠和解的想法，都是我失眠的时候想出来的。 记者：你的小说有推理和悬疑的部分，并且这部分很吸睛，比如《白鲟》里一个细节，仲明去刷漆的那家竟然是他自己的家，他还翻出了自己藏着的照片。这样的设置常常让我的阅读过程变得更为惊喜。 侦探小说或悬疑故事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弥合类型小说和严肃小说的路径，不论是那些社会派侦探故事，还是波拉尼奥，莫迪亚诺，乃至当下的新东北文学，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尝试。如特雷弗所说，短篇小说是瞬间一瞥的艺术。这一瞥，是要揭示某种生活的真相，这是契诃夫，海明威，塞林格，乃至特雷弗都在做的。他们揭示的不是案件的秘密，而是生活的秘密。这一瞥，足以让人获得某种穿透性，这一瞥，可以是醋栗，可以是一封信，也可以是一个或一群从未有机会在小说中开口的人。 记者：《不上锁的人》里写到女大学生吴悬在网络上搜索自己喜欢的人蒋山的信息，而在隐秘的地方，她的暗恋者林森也在悄悄搜集关于她的一切信息。这篇实际上探讨了社交时代人的隐私安全的问题，但你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写了一个不上锁的人，这样的人如你所说，是放弃自己随波逐流。人的隐私安全和边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种张力。 第二方面的意思，其实是和第一方面的意思在对话，或者说是两个我在对话。就像你说的，人的隐私安全和人的边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种张力，如我在《面试》中提到，大家都需要一块玻璃或者一个罩子，只有自己可以看到别人，但别人不能看到自己，这块玻璃可能就是我们的手机或电脑。社交网络在模糊的地带，赋予我们偷窥的权利，但同时也赋予了别人偷窥我们的可能性。我们在网上追踪一个明星，一个喜欢的同学，一个让我嫉妒的天才的时候，可能正有人在窥看我。大家都属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会带来过去没有的很多伤害与冲突，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记者：看到你是常州人，我不得不联想到最近热度很大的“苏超”。 其实世界性的趋势是，我们更多地在家玩手机寻找属于我的信息茧房，或者眺望着地球另一边的美景和美食。所以，人类学家项飙讲“附近”这一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参与家乡的足球活动，美食活动，和好朋友逛公园观鸟，看电影散步，其实对社会有着很多的好处，是纾解情绪压力、互相帮助的场域。 此外，关于“苏超”，我觉得常州的流量，某种意义上也是输赢之外的意义，代表一种比较有趣的被观看、被讨论、被喜欢的可能，这不仅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多元的价值观。 记者：虽然你是常州人，但你在香港读书，工作。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流转和迁徙是一种常态，你在迁徙中感受到什么？ 我自己本科的时候，放弃了大学的保研资格准备申请香港的院校，当时有很多长辈劝我留在南京，说，年轻人其实就是喜欢出发的感觉而已。其实我想说，不是年轻人喜欢出发，有些人什么年纪都会出发的。当然，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压力比我那时候大多了，存量的竞争亦很残酷。换我现在，可能不会那么坚决地迁徙，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出发。 反过来说，流转迁徙背后还有一个语态，是放弃。放弃家乡的人脉，放弃语言的舒适，放弃一种稳定与可能的优越，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成为没有归属地的异乡人，我们都把家乡背在身上。 记者：把这种迁徙和你的小说联系起来，会看到你写了很多粤语世界的故事，特别是香港。但我感到好奇的是，你的故事比起我们常说的“作家的文学地理”这样的说法，香港更像是你的小说的发生地，它更深的是书写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香港生活，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来香港之前，以为香港也会和电影中一样，到处都是古惑仔以及各种浪漫故事，但其实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香港人比我想象的更友善，更灵活，更倔强，更刀子嘴豆腐心。 回到小说文本，因为在内地出版，照顾读者的阅读门槛，所以没有加更多香港的时事或者太过专门的元素，即便不了解香港也完全不影响阅读。当然，我也很在意香港的读者，所以好几篇小说中，都设置了不同的阅读层次。如果最近十年在香港住，或许能在表面的故事背后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熟悉的世界。不是一种供消费的奇情元素，也没有那么“港风”，是在香港生活能了然的默契。我也不是在故弄玄虚，这是小说作者的基本技能之一，相信诸位读者亲身阅读一下，或许能感受到。 记者：小说集附录了一篇《后记高手》，你直言“最擅长也最喜欢的文体是后记创作谈一类的东西”，但有的作家就不擅长写创作谈。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大部分作家都很擅长写创作谈，创作谈对作家来说，是真的比写小说更容易吗？ 记者：我选择相信你。你说自己是被万尼亚舅舅、被索尼娅“要去热情地生活”所感动才重启了搁置了五年的写小说这件事，这其实是非常珍贵的时刻，比起流行的“躺平”“摆烂”，“去热情地生活”对年轻人来说似乎更难。 但我也认为人是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强度的热情的，按照我最喜欢的契诃夫的话来说，“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间中躺平一下，摆烂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热情是可以互相传递的。我说的热情，那几乎是和信仰有些关系的，可能变小但也不会熄灭的东西。就像在读这篇访谈的读者一样，他们有鼓舞过我们的时刻，我们也在创造或准备创造一些，有可能鼓舞他们的时刻。我想我们有时为互联网上的陌生人触动，这是网络互联的意义；我们也与遥远的古人旷百世而相感，这是阅读的意义。 记者：从各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来看，阅读、教学生活等都给了你很大启发，你平时会注意收集小说素材吗？毕竟你是相信写作是可以练习的，而不仅限于天赋。 我每天吃饭、坐车、刷小红书的时候，经常都在想一些小说细节，有时候会自己笑起来，听起来就有点恐怖。这些小说其实并不会都写，因为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想法不成立或者有点俗，我就放弃了。或者我觉得其他作者可能也能写这类故事，我写的也不会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也就不写了。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上崇尚随机，但小说上非常认真且有计划性，甚至相当自律的一个人。这种写作的迫切和认真，有时候也是和现实关切有关的情绪所致。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世界的变迁与不变，深深击中了我，所以我的愤怒与忧愁都在其中表现，比如《文康乐舞》以及《示巴的女儿》的写作，都与锋利的现实有关，与香港，与高校的现实有关。 其实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不是二元的东西，我认为天赋的发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先举个例子，有的作家20岁就天下无敌，然后不断退步，迷失自己；也有的作家40岁后才开始写作，暮年诗赋动江关。前者可能靠本能，后者可能靠阅历。是这样吗？对也不对，前者可能穷尽了阅历，后者也可能重新发现了本能。 格非老师认为，如何鉴定自己能不能写的方法很简单，先写30万字再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写到一定数量一定会对自己的写作有所感知，自己是什么风格，适合什么，障碍何在也会逐渐清晰。有时候可以进行长期的写作训练，忍受写作过程中必要的煎熬与捶打，也是一种天赋。其实现在文学奖，期刊，平台对写作的扶持是很多的，还是那句话，想写的人是拦不住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可以阻挡。

科幻小说《物换星移》最近出版面世，作者朱宇清曾获第二届科幻星球奖，著有《天幕征途》等作品，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家、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朱宇清看来，科幻作品远非单纯的未来幻想或冒险故事。它如同一面独特的棱镜，折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科技发展及宇宙位置的深刻思考。它努力拓展认知的边界，让人们得以在思想实验室中模拟极端情境——从技术奇点到星际移民，从人工智能觉醒到文明存续危机。这种“预演”能力，赋予人们审视当下科技伦理、社会结构及环境问题的全新视角，是重要的危机预警和哲学思辨工具。同时，科幻作品也承载着人类最根本的渴望与恐惧：对未知的好奇、对进步的向往、对异化的忧虑、对终极命运的叩问。它激发想象力，启迪科学探索，是关于可能性的文学，更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严肃寓言。正如有人说：“科幻是唯一能严肃讨论人类结局的文学”，它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每一个“如果”的支点上，重塑当下的生存姿态。 《物换星移》是一部科幻长篇，讲述人类突破行星文明桎梏后，却陷入残酷的宇宙生存法则。星际超级政治、文化、暗黑组织等编织巨网，各文明在追寻永恒中与死亡共舞。随着星际文明高维战略浮现，霸主不过是更高维文明的傀儡。在跨维度对决中，谁将成为文明主宰，谁又将面临残酷的物种消亡？作品中的两名主人公坚信，每一个微小人物心中皆有火焰，火焰燃烧的一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虽然星空之下存在着阴谋与霸权，但爱一直是宇宙中最奇妙的存在。他们穿越血与火的星际迷局，用自我牺牲换来和平与物种的延续。作品化用中国文化中充满哲学意象的词句“物换星移”，与科幻设定物种更换、星系位移巧妙融合，发出了跨越时空的深刻拷问。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朱宇清表示，自己在创作时秉持着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想象力的充分释放，力求在保证故事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奇幻而又引人入胜的科幻世界。他还提到，小说中关于“第三物种”的设定以及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隐喻，是为了引发读者对科技伦理的现实思考。他认为科幻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引导公众关注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促进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物换星移》 朱宇清  著 作家出版社 北青报：是什么契机触动您，有了创作《物换星移》的想法？ 《物换星移》出版以后，我和一些作家做过不少交流，总体来说，他们认为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比如，将物换星移的传统诗意与物种更换和星系位移的科幻设定相融合、对物种进化奴役困境的思考、对第三物种的设定、对死亡的重新定义、对个体与文明存亡法则异化的思考、对大统一场论的构建，等等。 我个人认为，科幻小说不是科技说明书，不能让读者感觉冰冷而枯燥；你有了一个好的概念或创意之后，怎样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引发读者的共情与思考，才是最重要的。这很不容易。 北青报：《物换星移》中的“七界疆域”，是由数千万文明构成的生态链，既遵循丛林法则又存在平衡机制。您是如何避免让庞大的宇宙体系沦为“设定堆砌”，而让每个文明都有独特的生存逻辑？ 放眼辽阔宇宙，文明在其间，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权力争霸结构。这是一个宏大的生态体系。我想在作品中尽力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星际文明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图景中，有政治机构、民间组织、民众个体以及科学、文化、宗教、暗黑组织等社会元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 北青报：“我是谁”是小说《物换星移》的核心问题，且最终没有明确答案。您为何选择将“身份认同的彻底消解”作为主角的核心困境？是否想通过这种极端的身份模糊性，探讨人类或广义的智慧生命存在的某种本质？ 宇宙只是一种存在，它或许并没有所谓的目的和意义。智慧生命，作为宇宙的产物，又能否追寻到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北青报：“第三物种”作为机器与生物智慧的融合体，其自我认同危机极具张力。这一设定是否受到当代基因编辑、脑机接口技术争议的启发？您在设计时如何平衡“科学可能性”与“伦理警示”？ 北青报：您如何在“科学严谨性”与“艺术创造力”之间找到平衡？ 北青报：小说中“虚空计划”对“虚实相生”的运用，呼应《道德经》的智慧，您在创作时，如何避免让哲学概念沦为“符号标签？”您曾说本书想“让东方智慧在宇宙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您看来，东方智慧下的科幻写作，核心特质是什么？ 一个哲学概念出现在小说中，它不应该只是名词解释；作家的工作，不是去解释这个概念，而是要让哲学概念推动故事发展，让科技插上哲学思辨的翅膀，带给读者更美妙的意象。 如同好莱坞大片，西方科幻写作中，套路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危机。而中国科幻的大地，似乎才刚刚苏醒，还谈不上春天。这块土地上，生长着太多的故事，随着中国科技的高速发展，总该有万紫千红的时候。我们悠久的文化是未来源远流长的根本。 北青报：科幻作品跨越数千万星球文明，容易陷入“宏大而空洞”的陷阱。您是如何通过主人公的命运等微观视角，让读者对“七界疆域”产生实感？在平衡“宇宙史诗”与“个体情感”时，最艰难的取舍是什么？” 星辰大海的自在远方，亦可能是一个个不确定性的死亡漩涡。既要表现出星际存亡法则异化下的残酷性，又不能熄灭微众心中的火焰与爱的涟漪，这充满挑战。 北青报：小说中“物质陷阱”暗示科技发展可能带来自我毁灭，而“第三物种”又暗含对新生命形态的期待。这种矛盾是否映射了您对人类未来的真实态度？写作过程中，您是更被“宇宙的残酷”触动，还是被“文明的韧性”打动？ 北青报：科技既是福祉也是终极武器，其发展充满巨大不确定性。如何防止科技成为“星空主宰”野心的纯粹工具？ 北青报：小说中“蜉蝣计划”、“追光打击”等将自然现象武器化的战争形式令人震撼，这些概念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北青报：小说主人公明知自己是棋子，仍选择“为民众而战”。在个体力量渺茫到近乎绝望的星际背景下，这种坚守的价值是什么？您是否认为“内心的火焰”，比如信念、爱，是抵抗宏大权力与命运洪流的唯一武器？ 北青报：您是什么时候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创作科幻小说对您有什么影响？ 北青报：您是否担心作品中硬核的科学理论技术，会因有“门槛”，而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北青报：哪些哲学思想、历史事件、科学理论或已有的科幻作品，对您构建《物换星移》这个故事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北青报：关于人类智慧文明的未来，您希望通过作品，最终传递给读者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最大的警示又是什么？…

罗振亚，1963年出生，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卢桢，1980年出生，天津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 桢：罗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有机会与您交流关于新诗的话题。我曾读到刘波兄对您的一个访谈录，主题大致是百年新诗创作与批评的经验教训。今天，站在新诗又一个“百年”的开端，我想把话题集中在当下的诗歌现场。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学术界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认同，说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某种延伸，并在“个人化写作”及“历史想象力”等维度上持续掘进，贡献出了诸多特色文本，但整体而言，它还未能提供出新的审美取向与思想质素。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卢 桢：您提到的“及物”，我理解为诗人与世界的对话意识，以及文本内在的对话意识，这两方面都步入了一个逐渐细化的流程，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强化。包括您在内，很多批评家都指出二十一世纪新诗经历了一个从黯淡到“红火”的变化，尤其是您把这种变化命名为“生态逆转”。这一“逆转”的出现，是不是就源自您所说的“及物”之深化呢？ 卢 桢：您所说的“换笔”具体是指什么呢？ 卢 桢：我注意到您近期经常提到新媒体语境，以网络载体和数字文化为核心的赛博美学，强势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无论是诗人还是研究者，都感受到了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施与诗歌的机遇。这样一来，诗歌与小说、戏剧、游戏、影视等多重媒介载体频繁互动，使得“文体跨界”似乎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条求奇出新之路。 卢 桢：我们谈到了诗人的“换笔”，谈到了“文体跨界”，这些都与新媒介的载体功能有关。此外，我觉得诗坛还要留心“新媒介的话语权力”问题。媒介经济对诗歌命名、诗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一个个“标题党”牵涉出的轰动效应，会使人们只关注事件而忽视文本。虽然您刚才列举了不少新媒介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但我感觉，新媒介文化并没有为诗歌带来明显的整体性艺术提升。 卢 桢：看来诗坛缺乏经典诗人与文本的态势，也就是您点出的“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二十一世纪诗歌已经走过了二十三年，虽然“十年一代”的时间划分早已无法准确界定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但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对二十一世纪诗歌的两个十年进行比较，或可把握运转其中的脉动规律。比如，近期新诗写作似乎掀起了一股向传统文化致敬的热潮，重启新诗与中华古典诗学传统的联系，这会不会是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 卢 桢：今天，我们经常会提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古典文学传统在当前新诗中的延续与新变，确实激活了很多诗人的创造力。像您所总结的，诗人承袭了古典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在新诗领域掀起了“杜甫热”。同时，我们也看到比兴手法、古风情境、古典意象不断渗入新诗的文本肌理，使新诗与古诗之间的通道愈发清晰了。 卢 桢：与您谈了很多新诗现状与未来的问题，我想换个更为轻松的话题。上您的课时，您经常鼓励我们不要只做诗歌批评，也可以尝试着去创作。您说过，写过诗的人再去评论诗歌，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语言感觉，肯定都会与那些没有创作经历的人不一样。就我的了解，您二十岁时便开始写诗，从您近几年写作的《和老爸聊天》《妻子的头发》《在海景房窗边想起村前那条黄土路》《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等文本中，我们读出了一个眷恋故土、珍视亲情的诗人罗振亚形象。您的诗歌往往是“退回自己”或者说是“返归内心”的，内在的精神性异常突出。可否请您谈谈自己的诗歌呢，批评家解析自己的诗歌，想来蛮有意思。 卢 桢：我想，您所说的“理趣”是需要“诚”与“真”来维护的。您最近出版了一部散文集《习惯温暖》，这应该是您的第一部散文集吧，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本周之星”已经走入第五个年头，几年来，我们推出了200多位“本周之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40后”到“00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成为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的忠实用户，通过“本周之星”栏目起飞、远航。 2024年起，中国作家网新设“星·人物”栏目，开展对“本周之星”作者的专访，第二期将推出4位大学生写作者，他们或者目前还是大学生，或者是入选后才毕业的作者，他们为什么写？他们的写作和学业、未来职业有什么关系？毕业之后，他们会继续写作吗？我们希望通过访谈能折射出这群年轻人对生活、科技、社会现象的思考，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写作反映自己的独特观察。 陈登，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在读，作品见《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诗选刊》等刊及选本，获中国作家网2022、2024年度文学之星，中国徐志摩微诗奖，野草文学奖等。现居兰州。 如果说每个作品都是创作者面貌的写照，那么阅读陈登入驻原创频道以来的诗作，就像跟随一位遥远的朋友，一路行至一座美学花园。这里隐秘、古典、精致、紧张，也逐渐浮现沉静、多义、舒展之色。《盐湖笔记》是园中错落山形，《旧阳台》便是缠绕其间的水系，亦步亦趋间，心中泛起熨帖慰藉——当被形形色色的事物“硬控”成为生活常态，人们总试图用“自顾尚且不暇”给出合理的交代，这样一场不期而遇，不啻为发觉仍有人不甘地“护住”静电般微小的刺痛，轻声而倔强地等待道出“一言以蔽之”的题外话。 杜佳：陈登你好，入驻原创频道写作这么久，很高兴有机会详谈你的创作。首先能否分享你最初与诗歌结缘的故事？是某本书、某位诗人，某个特定的生活瞬间，还是某种生活状态点燃了写诗的欲望？ 杜佳：地域、家庭氛围、求学、城市生活等成长中的经历对你的观察视角和情感基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观你的创作，这种影响是否在具体的诗作中有所体现？ 杜佳：选择古代文学作为专业，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还是也包含了其他考量？就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语言质感、主题的深度等而言，系统性的古代文学训练为写作诗歌注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养分？古典意象、典故、意境或形式感（如用韵的追求）等是否已经融入你的诗歌表达？ 系统的先秦文学训练塑造人的精神，具体文本或佶屈聱牙、深微渺远，或质木无文、言简意赅，但情感表达质朴干净，有对人生存本质的叩问与索解。我的导师在上课时说过，人应该像先秦时期的人一样健康、真诚地活着，我对此的延伸想象是去原野上过野草一样的生活。这些理念影响着我的根本。《黄河春游》这首小诗曾在某个平台得到“有先秦之风”的评价，我很诧异，也许专业确实对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佳：学术研究的理性、严谨与诗歌创作的感性、跳跃，如何在你的实践中共存？在你看来，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杜佳：你的诗歌主题常涉及历史感怀、个体存在、女性经验、城市生活等。这些主题背后蕴含了怎样的关切和思考？哪些是你持续探索的母题？ 杜佳：对你诗歌的点评常提及你的语言兼具古典的凝练含蓄与现代的锐利细腻。如何理解这种融合？在炼字、造句、意象营造方面，你有哪些自觉的追求或偏爱的技巧？ 杜佳：从2022年的《盐湖笔记》到2024年的《旧阳台》，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我想已能从中读出你所谈及写作由“紧张”到“舒展流溢”的变化，那么能否请你选取自己最满意或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尝试为我们“解密”它的创作契机、核心意象的构思、以及希望传递的情感和思考？ 她想要平顺的生活： 能不着痕迹 缝补话茬且刚柔并济的 小团圆：木地板上 骨碌碌滚远的钢珠 娴熟、光滑，而 饱尝过的寂寞的 可怜哀愁 抛入水中比如脱手 一块通红的炭， 裁掉线衣不合宜的袖口 亦不充任代价可是 为什么站在人群中卑萎地 摆动鱼尾时，总有一簇静电 在她胸口的衣领里 呲一下。 解读自己的诗有些局促，它记录在试图维持某种生活局面时心力不足的私人情绪。我害怕变得温顺，恐惧光滑地滚入群体，抵触诚意欠缺的往来。“钢珠”“炭”“摆动鱼尾”“静电”只是联觉，无阻力意味不自控，娴熟也是悲哀的一种。至于炭抛入水中，只是个人被心理应激溅起的水汽蒙住眼鼻的通感。而在那些如愿温顺地用鱼被喂食时的姿态过着平顺生活的时刻，滞涩的不甘心像静电，在仅自己知道的地方微小却尖锐地疼一下。 这些关于意象的考究是写完后的回顾，在不知如何解释“静电”时我问了一下DeepSeek的意见，“微小却尖锐的疼”是它的形容，非常恰当。实际在写的当下，我除了对压抑的感知外别无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