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主任（2012—2020），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近现代学术思想、海外汉学等。著有《文脉的演进》《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中古文学与佛教》《庄学文艺观研究》《庄子讲义》《〈庄子〉通识》《〈文苑英华〉与近世诗文思潮》等，译有《唐代变文》《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等，主编“中华经典通识”“佛经文学经典”“二十世纪国学丛书”等丛书。1995年始，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
复旦大学中文系似乎有写文学史的传统：赵景深有《中国文学小史》，刘大杰有《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骆玉明有《中国文学史》。2024年底，陈引驰也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全书融会历代文人学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破定说，时有创见，纵向从先秦一贯而下直至近现代，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散文、诗歌到小说，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作者、文学事件、文学流变、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呈现文脉的演进。不同于教科书式板正严肃的面孔，这里有讨论，有推断，有质疑，有互参，有搁置不论，轻松代入，语句鲜活，如同亲临一流大学聆听了几学期的高质量文学史课。
当下人工智能（AI）对各行业带来的影响正是热点，谈及这一话题，陈引驰认为，AI会提供很多知识，知识总会更新，会超越前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回避AI潮流。就目前来讲，AI可以做综合处理，它可以提供信息，提供相对固定的知识点，但是AI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感悟，AI可能还做不到，那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很多具体的、客观的和可以验证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连缀起来，不一定能完全构成人类对理解世界的认知。“我不知道AI以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起码目前来讲，我觉得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从事怎样的工作。”
中华读书报：您对学术的兴趣是如何养成的？从什么时候起确定了学术研究的方向？
中学的时候先父曾借过一本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我读了非常喜欢，摘抄殆遍。由此再生发出去，读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后晓得钱穆也有同名著作；找梁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找与康异议的章太炎的《检论》；再找后来与梁有学术论争的胡适，进而引申到顾颉刚“古史辨”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等，左顾右盼，目不暇接。
就这样不知不觉自然偏向了文史学术。中学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社团，一次读书报告会上我讲的是当时最感兴趣的德国古典哲学；本科时的读书报告会我讲过清代学人和学术——这些有那么一点学术研究意思的报告，都是读相关书而引发的。
对我来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生目标选择的困惑，一路下来，就想在一个学术环境之中研读不辍。当然，这也是因为父母的榜样，从小就感觉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合乎自己的志趣。
中华读书报：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您硕士师从陈允吉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博士又跟顾易生教授学先秦两汉文学。两位老师从事学术的风格有何不同？
两位老师都是博览群书的真正学者，注重文史的结合。比如陈老师年轻时候就参加了“二十四史”中《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他们对于传统的思想脉络也非常之了解。顾老师对先秦诸子的文本非常熟悉，我读书的时候每两周去他家上课，常听老师从一字一句入手，衍申出许多精义。陈老师则精于佛学，我从本科开始旁听他的课，佛教文学始终是我持续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顾老师家学深厚，精通英文，身后得到他女儿的允许，我从老师的藏书中留取了多册韦勒克（René Wellek）有关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英文著作作为纪念。
中华读书报：您著有《中古文学与佛教》，主编过“佛教文学经典”丛书，译过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唐代变文》等，视野开阔，学识通达，是否有过人的记忆和才学？
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什么都乐意一探究竟，慢慢收束，越来越体会学术研究得明白自己的基础和立场，理想的是立足脚下、放眼世界吧。立足脚下，是因为只有这才是你真能下手处。李贺的诗说“少年心事当拏云”，壮志凌云是对的，可谁能真的把握云彩？对自身的基础和立场持有充分的自觉，才能切实展开自己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仅仅关注脚下的路，没有仰望星空，终究也走不好、走不远。这时候你能看到的世界有多大，你便可能走多远。
中华读书报：您已经是国内《庄子》研究领域走在前沿的学者，曾出版《庄子精读》《庄学文艺观研究》等著作，开设的“庄子精读”课也是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庄子》？
《庄子》这部书也包含着非常丰富而重要的文化内涵。人们通常都接受这是一部思想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的观点，其文采不必说，作为道家的庄子，其思想也呈现出与老子不尽相同之处，比如《庄子》固然也常常谈“道”，司马迁在《史记》的庄子传里边认定庄子“归本于”老子。不过，其实《庄子》更强调的是“天”，荀子曾批评庄子说“蔽于天而不知人”，就点出庄子思想的聚焦点在“天”。这个“天”即“天道自然”，世间万物皆当以“天道自然”为归依。《庄子·逍遥游》界说“逍遥”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庄子》最后一篇《天下》评说庄子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便都是这么一个意思。更近一步，庄子以为“天地精神”落实在万物之“性”，所以保守各物之性就是皈依、遵循天道自然，这就为实践合乎天道自然的生活提供了切实的路径，古代文人中，嵇康主张“循性而动”（《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渊明“性本爱丘山”，所以“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走的都是庄子的思想路径。
就学术史言，《庄子》不仅阐说了他自己的思想，而且包含了诸多观念、学说的印迹。从韩愈、苏轼到章学诚、章太炎，都曾指出庄子思想的儒家渊源，甚至直接认定庄学传承了儒家学脉。《天下》的后半篇包含了许多古代“名学”的命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提出在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之间隔了一个名学阶段，这是颇具洞见的。我们今天读《齐物论》，就很能体会到名辩的气息，虽然一般地说庄子对名家如惠施、公孙龙是持批判态度的。《庄子》中还有能与从《管子》《韩非子》到《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映证的黄老之学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要了解古代的思想文化，不能不读《庄子》。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庄子对当下的启发？今天应该如何客观评价庄子？
中华读书报：您从1995年就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讲“中国古代文学史”，30年后才把上课的内容梳理为《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有什么契机吗？
《文脉的演进》这部书并不是我历年撰写的讲稿，而是以十五年前的一次授课记录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的结果，因而书的副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文学史的内容太过丰富和复杂，个人的知识、能力都太有限了，不敢自是到发表自己独力而成的文学史书稿。不过，受到朋友和学生的鼓励，出版一部“讲录”或许还有可能，因为这多少是课堂讲授的实况呈现，肯定有许多的缺憾，但就像没有一次演出是完美的，任何授课也都不可能完善——我可以此自我辩解。
这次整理的过程中，我个人感到高兴的，是不少由多年教研而来的有关古代文学史的想法，即使自知不够成熟，还是表达出来了。这部讲录，对于古代文学史极为丰富的知识而言，远远不能说是完备的。但想起来，这也要感谢复旦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从来不会强行要求课程按照刻板的程式进行，给予教师自由表达的充分空间。
中华读书报：您在整体结构上是如何考虑的？导论分四节讲述中国文学的概念及文学形式、内容旨趣，鸟瞰“文学史”，附录“中国文学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又分了九讲。如何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核心内容传达给读者，想必颇费思量。而且您的讲述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兼具各种方法，既讲诸子，也讲《左传》和《史记》。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古代文学史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展开？
中华读书报：《文脉的演进》写作不拘一格。除文学外，诸子、史传都有顾及，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表现形态都讲得非常清楚。且有中西文学对比，对古今中外引用非常多。您格外看重在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参照系吧？您认为在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文学有何意义？
至于中西比较的观照，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不能回避的。今天不可能用论李白“飘逸”、杜甫“沉郁”一类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范畴和话语来谈我们的文学传统了。中西文学固然有许多异同之处，但它们之间毕竟都是人类心灵之情与思的写照。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话理当记取。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两者的差异也是我们必需的资源。由差异才能更真切体认到各自的特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在自我的封闭圈子里是没法看清自己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AI技术对学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