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1963年出生，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卢桢，1980年出生，天津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 桢：罗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有机会与您交流关于新诗的话题。我曾读到刘波兄对您的一个访谈录，主题大致是百年新诗创作与批评的经验教训。今天，站在新诗又一个“百年”的开端，我想把话题集中在当下的诗歌现场。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学术界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认同，说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某种延伸，并在“个人化写作”及“历史想象力”等维度上持续掘进，贡献出了诸多特色文本，但整体而言，它还未能提供出新的审美取向与思想质素。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卢 桢：您提到的“及物”，我理解为诗人与世界的对话意识，以及文本内在的对话意识，这两方面都步入了一个逐渐细化的流程，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强化。包括您在内，很多批评家都指出二十一世纪新诗经历了一个从黯淡到“红火”的变化，尤其是您把这种变化命名为“生态逆转”。这一“逆转”的出现，是不是就源自您所说的“及物”之深化呢？
卢 桢：您所说的“换笔”具体是指什么呢？
卢 桢：我注意到您近期经常提到新媒体语境，以网络载体和数字文化为核心的赛博美学，强势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无论是诗人还是研究者，都感受到了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施与诗歌的机遇。这样一来，诗歌与小说、戏剧、游戏、影视等多重媒介载体频繁互动，使得“文体跨界”似乎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条求奇出新之路。
卢 桢：我们谈到了诗人的“换笔”，谈到了“文体跨界”，这些都与新媒介的载体功能有关。此外，我觉得诗坛还要留心“新媒介的话语权力”问题。媒介经济对诗歌命名、诗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一个个“标题党”牵涉出的轰动效应，会使人们只关注事件而忽视文本。虽然您刚才列举了不少新媒介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但我感觉，新媒介文化并没有为诗歌带来明显的整体性艺术提升。
卢 桢：看来诗坛缺乏经典诗人与文本的态势，也就是您点出的“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二十一世纪诗歌已经走过了二十三年，虽然“十年一代”的时间划分早已无法准确界定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但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对二十一世纪诗歌的两个十年进行比较，或可把握运转其中的脉动规律。比如，近期新诗写作似乎掀起了一股向传统文化致敬的热潮，重启新诗与中华古典诗学传统的联系，这会不会是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
卢 桢：今天，我们经常会提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古典文学传统在当前新诗中的延续与新变，确实激活了很多诗人的创造力。像您所总结的，诗人承袭了古典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在新诗领域掀起了“杜甫热”。同时，我们也看到比兴手法、古风情境、古典意象不断渗入新诗的文本肌理，使新诗与古诗之间的通道愈发清晰了。
卢 桢：与您谈了很多新诗现状与未来的问题，我想换个更为轻松的话题。上您的课时，您经常鼓励我们不要只做诗歌批评，也可以尝试着去创作。您说过，写过诗的人再去评论诗歌，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语言感觉，肯定都会与那些没有创作经历的人不一样。就我的了解，您二十岁时便开始写诗，从您近几年写作的《和老爸聊天》《妻子的头发》《在海景房窗边想起村前那条黄土路》《孩子 我们已没有资格谈论故乡》等文本中，我们读出了一个眷恋故土、珍视亲情的诗人罗振亚形象。您的诗歌往往是“退回自己”或者说是“返归内心”的，内在的精神性异常突出。可否请您谈谈自己的诗歌呢，批评家解析自己的诗歌，想来蛮有意思。
卢 桢：我想，您所说的“理趣”是需要“诚”与“真”来维护的。您最近出版了一部散文集《习惯温暖》，这应该是您的第一部散文集吧，它对您意味着什么？